大约在1956年左右，王庄桥西人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级社。由于本地王汝贤人品好，为人实在，生产有经验。大家一致选他为初级社社长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大家齐心协力，生产红红火火，蒸蒸日上。

他从播种到收割一直抓得很紧、很准。哪块田适宜种什么，不适宜种什么，今年种什么，明年种什么，哪些作物要套种，哪些作物不宜套种，何时育种、播种、收割，他一清二楚；对专用农具的完好率以及锄草、施肥、治虫、浇灌、仓储等等他都有明确要求。由于他工作仔细、认真，王庄大田里的庄稼总是熟熟丰收，盖压附近乡里。在确保粮食作物面积的同时，他还积极安排种植种苗、瓜果、蚕桑等多种经济作物，增加集体和个人收入。

为适应生产发展和开展多种经营的需要，初级社在自有资金的基础上，开始新建粮库和蚕场。为抢时间，工地上，社员们日以继夜地夯实地基。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清晰的夯土声伴着夯声号子飞扬在碧空、旷野和每个家庭。他们吃在工地，休息在工地。工匠们更是顶着烈日，冒着酷暑砌墙。没有水泥，黄泥土代替。他们一丝不苟，精益求精，至今墙直梁正，傲然挺立。

十多间宽敞高大的新瓦房盖起了。一半用作仓库，一半用作蚕场。

蚕的一生分四个不同时期，25天左右开始结茧。为确保蚕场卫生、安全，他规定除在现场点香驱灭蚊虫外，不允许闲人进出。蚕五龄后6至8天开始停食，上山结茧。所谓“山”就是人们用一定长度的小麦秸秆绞编成的草龙，形似一条长长的超大型的僵化的毛毛虫，成熟的蚕就在麦秆间吐丝作茧。

摘收的蚕茧，除留取一定蚕茧作种茧外，全部缫（sao）丝。整齐的蚕丝捆成把出售，乱的丝作丝绵。蚕沙（粪）既能肥田又是养鱼的好饲料。蚕蛹是高蛋白的营养品，人们常油炸了吃。

那时社里每年都养有很多笾蚕。为确保桑叶供应不断档、不外购，又专门在大田里辟了好多亩地栽植桑树。除自用外，多余的桑叶还可出售。

培育红薯种苗，他总是选用近村的肥沃地块，以方便妇女们出工剪苗，又方便他们给孩子喂奶和做家务。红薯苗分段儿苗和头儿苗。所谓段儿苗，就是将一根长蔓，留足芽眼，剪成一段一段的苗。所谓头儿苗，就是将刚出苗约四五寸时即开剪的苗。红薯苗一百一扎，为防止短缺残损，一般每扎都多加几根。段儿苗和头儿苗，价格不一样，头儿苗稍贵。

由于社里薯苗壮实、足数、品种好、价格合理，左近十里八里的乡村闻讯后，纷纷前来现金订购，供不应求。

社里种植的西瓜和香瓜，他总是安排有经验的瓜农专门管理。为了提高西瓜和香瓜的口感，一般多用菜籽饼作基肥，少用粪肥。西瓜地的田头、地边禁种南瓜、菜瓜等。

当西瓜和香瓜成熟时，他规定每斤以稍低的价格分别承包给两家劳力少，吃闲饭多的困难户经营。每天下午四五点钟，两名贫困户就到瓜地里，将采摘好的成熟香瓜和西瓜，过称、装车。他们虽然能多做一份工，多挣一些钱，但是因为承包，赔本自负，身有压力。所以他们每天天不亮就推着木盘车，分别到嘶马、大桥、苍松或沿庄叫卖。

社长王汝贤一心扑在工作上，真正是经营有方。由于社员齐心协力，心往一处想，力往一处使，不但粮食年年丰收，副业收入也是大把大把地抓。

那时王庄的工分值很高，每10分工曾一度达到2元。大劳力一天能挣两块多。当时其他地方只不过几角，甚至才几分。

在他的领导下，社员的收入高，远近闻名。就连一直在南京城里做工的王某某，也毅然辞去了南京的工作，回乡当了农民。真是：

芝麻开花节节高，粮钞满盈势如潮。

十里八村名气大，社员心中乐淘淘。

可好景不长，初级社很快就过渡到高级社，不久即又跳到人民公社。基层组织也来回相应的更名。往日的风光被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刮得无影无踪。桥西人的生活江河日下。此时的队长王汝贤他困惑，他无奈，在此大潮下，他只能顺水推舟！

曾经辞工务农的王某某也永远被定格在农村，成了身不由己的农村户口。当他眼巴巴地看着南京的原有同事，凭城市户口能供应粮油，还有这样那样的票证的时候，心里虽不是滋味又有何用呢？自己酿成的苦果只能自己吞！

几度风雨，几度春秋，王汝贤虽然已经不在位，但由于他在职期间，敬职敬业，关爱民生，一身清白。卸职后，人们依旧尊称其为老队长。2022年，他无怨无悔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，享年九十九岁。